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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談困局與出路:新聞傳播學術理路探微

          導讀:困局與出路:新聞傳播學術理路探微
          困局與出路:新聞傳播學術理路探微【摘要】新聞傳播學術困局內含兩種知識旨趣(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的矛盾,這也是現代知識的基本矛盾。董天策教授由于具有跨學科的基礎和視野,其切問致思常能將微觀的個人學術深思、中觀的專業學術格局、宏觀的思想知識譜系三者穿透勾連,極具啟發性。以其新著《理由與學理:新聞傳播論稿》為分析對象,對其新聞傳播學術理路做簡要的梳理和****。
            【關鍵詞】董天策;新聞傳播學術;困局;范式;理由談困局與出路:新聞傳播學術理路探微意識;現代性
            評價一位學者的標準是多重的,但在筆者看來,核心不外乎二者:一是從專業視域看其是否具有獨到的理由意識和學理貢獻,進而在縱向上推進學科的發展;二是其研究是否超越了學科界限,而推進到更為宏闊的思想(知識)坐架中做橫向的勾連和定位。
            董天策教授從1989年開始致力于新聞傳播的教學與研究,先后出版8部專著、發表200余篇論文,就理論和實務方面的許多重要理由都做過深入探討,同時又在學科建設、人才培養、媒介批評等方面做了不少卓有建樹的工作……可以說,他的學術生涯與最近20多年來中國新聞傳播事業與學術之發展歷程,互相伴生、互為參照。然而,這樣一位領域內“專家”卻起步于唐宋文學,復又取得文藝學博士,因而其新聞傳播專業著述不時透露出哲學、社會學、政治學、文化研究等多學科、多領域的知識底蘊。他的專業深思總能在宏闊的思想史背景與紛雜的生活世界前景之間自由穿梭,因而獨具深廣的看視維度和凌厲的批判銳度,這在當代新聞傳播學者中并不多見。
            2012年底,董天策教授的新著《理由與學理:新聞傳播論稿》(以下簡稱《論稿》)由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出版,全書收錄了他從2004年至2011年的73篇論文、訪談,涉及新聞傳播學術多個面向,極具代表性。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該書“引論”部分,董教授就新聞傳播學術的基本困局、致思路向、學理規范和新聞傳播學者的身份認同等都做了透徹論述。在此種反思下,書中各單篇文章便相互生發為一種內在的體系性,借此體系性,我們可以摸尋其學術深思的基本理路,亦可沿此理路****新聞傳播學術的一些基本理由。
            新聞傳播學術困局
            《論稿》開篇即點出我國新聞傳播學術面對的諸多理由:學術水平不高、學理規范失據、創新能力有限、人困局與出路:新聞傳播學術理路探微論文資料由論文網http://www.beijingfeeling.com提供,轉載請保留地址.才培養乏力……具體到理論研究上,則充斥著大量評論化、闡釋化、經驗化、感性化的低層次、重復性“成果”,學術精品與學術名家鮮見。而這些病象下更為深層的病因又是什么呢?要想廓清這一理由,須在更大的語境中考量。
            董天策與許多學者都注意到,自傳播學引介到國內以來,新聞學與傳播學間的關系就被斷續討論至今,有些爭論甚至十分激烈。仔細審視,論者多糾纏于兩門學科的研究范圍、對象、重點、策略,而少有人系統辨析各自背后的精神質地。以語用學角度觀之,學科之“名”與“實”都必定是在具體的歷史情境中形成的[1],其分域和歸屬既有賴于背后的知識分類標準,也受制于學術場域內外的權力關系與偶發因素。更何況,在波德里亞的消費社會景觀中,隨著主體性的“物化”以及消費邏輯對一切“物”的重新編碼,現代性社會分化出的“每個領域都擴張到盡其所能的領域中去”[2],各自獨立的專門領域之間出現解分化現象。這意味著,在信息社會,“傳播”與諸學科、領域間的滲透、交叉、融合以及在此基礎上的更新、重建將不可避開;復意味著,除少數傳統悠久的學科(如文學)和研究對象極為嚴格的學科(如邏輯學)外,包括新聞傳播在內的多數社會科學將不可能以其研究對象、策略而為自己劃出一塊安身的“自留地”;還意味著,對新聞傳播學術困局的診視與回應,必須具有跨學科的視野——用董天策的話說,就是“不能局限于新聞傳播學自身的學術傳統或知識譜系,而應著眼于包括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在內的整個學術傳統或知識譜系”[3]。
            其實在傳播學的起源地美國,這門學科自身的范式危機也從未間斷。早在20世紀40年代,拉扎斯菲爾德就看出當時傳播學中實證性的行政研究(administrative research)與反思性的批判研究(critical research)之間存在分殊,此一分殊后經羅杰斯、沃爾納等學者的書寫得到進一步強化。批判學者常批評實證學者將物理科學的策略用于人類和社會,忽視了媒介背后所有權和制約權的重要性;而實證學者也指責批判學者沒有提出證據就做出結論,用爭論代替學問而難以產生新知識。[4]1983年、1993年兩年,美國《傳播學季刊》先后發起“領域的騷動”(Ferment in the Field)和“領域的未來”(The Future of the Field)兩場爭論,傳播學的范式危機更加凸顯。[5]隨著中國新聞傳播研究的不斷深入,范式危機不僅“橫移”到漢語傳播學界,更外化為新聞學與傳播學之關系的持久爭吵。在董天策看來,“范式”的義涵不能局限于研究對象與研究技術,而要深入到研究立場和主體視域。他認同哈貝馬斯在《認識與興趣》中關于“社會科學三類型”的劃分,即按照技術旨趣、實踐旨趣和解放旨趣,將科學分為經驗分析科學、歷史闡釋科學和批判的科學。[3]傳播學經驗學派近于以技術旨趣為導向的經驗分析科學,而批判學派則近于以實踐和解放旨趣為導向的闡釋科學和批判的科學:經驗學派“從一開始就放棄價值理性,承認現行的傳播制度是合理的,只求工具理性,致力于尋找達成更佳傳播效果的策略與策略,從而成為直接服務于不同利益集團的經營管理工具”;而批判學派則著眼于從不同視角打量傳播與社會的關系,“著重研究傳播現象的階級性、歷史性與社會性,尤其重視對資本主義大眾傳播體制、傳媒文化工業、傳媒與權力等根本理由的批判性考察和深層分析,追求的是價值理性”。[6]
            應當看到,傳統的“經驗學派”“批判學派”二分法,對來源于不同學科、地域的傳播學各支流無法做全面細膩的展現,故而對傳播學范式是二分、三分抑或四分,以及據何來分,國內學者有不同的意見。[7]不過,二分法卻基本彰顯了傳播學內部兩種截然不同的立場和態度。甚至,董天策對“工具理性”“價值理性”兩種旨趣的分殊,置于新聞學中也仍然有效:新聞學中的實務主義、工具主義傾向與人文主義、專業主義傾向之間的矛盾,亦復如此(只是傳播學中的經驗學派比新聞學中的實務化的“經驗之談”更具現代科學研究的典范性和嚴謹性)。新聞學與傳播學的關系之爭,其癥結正是兩種不同立場和視域的沖突、拉鋸、調和及其難以調和之困境,而這又生發出研究重心是“信息”還是“作用”、研究策略是實證調研還是質性分析、研究目標是“經世致用”還是“反思批判”、研究者定位是技術專家還是獨立學者等種種具體理由。在批判性視野下重建規范性
            在長期的研究實踐中,董天策教授對中國的新聞傳播事業與學術一直充滿憂慮:一方面,實務性、實證性研究越發成為領域內的主流;另一方面,在極為特殊的傳媒生態下,思辨研究尤其是批判性的思辨研究又難以真正展開。這勢必會削弱研究本身的思想分量和批判力量。[3]因為不滿于目前狀況,他將許多精力投入到媒介批評和文化研究上來,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充實發展新聞傳播學術中的批判主義路徑。2008年,他創辦并主編《中外媒介批評》集刊;2011年,他出版了《消費時代與中國傳媒文化的嬗變》;同時,他又先后發表了多篇有關論文,并在多個公開場合就如何進一步推進媒介批評與文化研究切陳己見。
            然而,隨著批判研究的深入,董天策遇到了更為深刻的理由。批判主義的實現一般貫穿著兩種策略。一是意識形態的社會學還原:它通過廓清資本主義系統(理念、制度、習俗)在發生、流變、“合法化”背后的權力操縱和意識形態因由,揭示出這一理念、制度、習俗在“血緣”上的不潔。二是烏托邦的審美化洗贖:通過將肉身快感、神秘沉思、解放實踐“提升”為具有高階價值的美學設定,對資本主義系統的法理性、規范性做“居高臨下”的俯瞰。前一種策略將目前狀況貶“低”,后一種策略將自己所持守的價值拔“高”,而在此高低勢差間,一切規范(包括社會制度規范和知識場域規范)的合法性根據都被拒絕、消解。這種批判無疑具有反思的力量,但也潛藏著解構一切的危險:當它變成一種絕對、抽象的否定性時,它對于一切范式以及借此范式所作的學術評價,都只能保持僵化的“造反”姿態。更有甚者,若這種變形的“批判”被一些學者濫用、誤用,就可能成為主觀化、淺薄化、空疏化研究的“辯護狀”。董天策反思道:很多研究由于缺乏標準,輕視范式,常常淪為“缺乏文獻基礎的‘主觀想象’”“缺乏知識積累的‘自說自話’”“缺乏邏輯分析的‘含混表述’”,這都顯示出“研究邏輯的‘自治性不足’”[8]。
            董天策走到了這樣一個十字路口:在他的右邊是經驗主義的大軍,他們奉馬克斯·韋伯“價值無涉”的告誡為最高宗旨,只過問由問卷、數據堆砌而成的所謂“事實”,而克制地拒絕一切反思和價值判斷;在他的左邊是批判主義的騎隊,他們高舉“批判的武器”,以階級分析、意識形態分析、權力分析的尖刀挑破一切“客觀性”“普遍性”“中立性”的虛偽面紗,但在他們的前方,很可能又是虛無主義的深淵。對于董天策來說,如果放棄批判態度,新聞傳播學術將復又淪為一種實證主義和工具主義;但如果對現有的批判策略不能進行規范,批判研究潛藏的解構性和隨意性不僅對學術規范和社會法理的建構無所建樹,甚至還會使自身在學科中進一步被邊緣化。如何在批判性視野下重建規范性?這是走出新聞傳播學術困局迫切需要回答的理由。對董天策來說,答案仍潛藏在批判本身所具有的反思力量。
            《論稿》特別援引喬納森·卡勒的觀點:“理論具有自反性,是關于思想的思想,是對話語實踐中創談困局與出路:新聞傳播學術理路探微造作用的范疇提出質疑。”[9]作為反思的批判只有將這種質疑精神推進到自身,意識到自身面對復雜經驗的不同層次、不同面向時之“可為”與“不可為”,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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